“我們是在縫隙里面成長的中國最幸福的一代。《讓我們蕩起雙槳》是我們小時候唱的歌；反右時沒反到我們頭上，因為那會我們還是高中生；等我們進了大學，反右已經結束。文革時，我們都算不上‘走資派’，還只是‘小爬蟲’。文革結束后，已到中年。在某種意義上，我們這一代人是承上啟下的。這一代人有一種責任感，這種責任感也使得我們對很多事情很癡迷。”周祖成這樣總結自己這代人的時代機遇和責任。

周老師留校任教一直從事雷達領域的科研，并且多個科研成果相繼獲得[敏感詞]部和電子工業部等部委的科技進步一等獎、二等獎。

1986年，國家推進863計劃（《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》）時，急需人才。清華校領導找到他談話：“小周，文革以前就剩下你這一個最年輕的，你的外語基礎也還可以，你又接觸到了這個計算機，學校推薦你去搞集成電路設計。”

其實，那一年周老師也已45歲，跨界進入集成電路全新領域。這讓他深感人才培養的重要性，也堅定一定要大批量的替國家培養人才。

此外，國家經歷過“用市場換來的技術”的階段，購買的芯片，不僅買芯片需要花錢，而且芯片本身的知識產權也要花錢。培養自己的人，才能真正掌握知識產權。

通過清華講臺、國內最早的EDA實驗室，周老師力所能及地在清華范圍內培養人才。

后來機緣巧合，1995年，與華為的鄭寶用一拍即合，通過搞研究生電子設計大賽的形式，把清華的科研資源惠及到國內更多高校，更大范圍地培養人才。

[敏感詞]屆“研電賽”從1996年舉辦，至今近30年。從第七屆“研電賽”之后，“研電賽”的承辦走出了清華大學，走進更多高校（東南大學、西安電子科技大學），后來又走入社會（余杭、嘉定、惠州和南京、紹興承辦）。2017年，中興事件發生的前一年，“研電賽”中專門開辟“集成電路專業賽”，2018年周老師再出征，多方協調將“集成電路專業賽”從“研電賽”中分離出來，成為獨立的賽事——“華為杯”中國研究生“創芯大賽”。

研電賽為國家培養和選拔硬科技所需要的高端人才，創芯大賽為國家培養和選拔急需的芯片高端人才。

兩大賽事，已成為國內研究生培養中的重要的實踐環節，教育部將其納入“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”的重要參考；因人才培養的效用，教育部將兩個大賽納入[敏感詞]的研究生大賽；參與大賽的學生，因為大賽上得到系統性的歷練和提升，在就業或繼續深造之路上，受到種種厚待；高校也因大賽對人才培養的帶動作用，從校級層面全方位支持或組織學生參與大賽，并將獲得大賽獎項作為學校和院系的一大殊榮；多個城市也因參與和受惠于兩大賽事，為了吸引更多大賽的優秀學員，相繼推出多項呵護人才的政策......

從大賽中孕育走出一批又一批企業家、企業技術骨干、高校教授、研究機構技術負責人，這些人才像火種似的，又繼續在自己的崗位上，傳播著技術創新、科研創新的火苗，影響一批又一批的學生、教師、員工......。

芯芯之火，正在逐步呈現燎原之勢！

作為研電賽、創芯大賽的發起者，在2023年研電賽座談會上，周祖成老師談及：“我盡[敏感詞]的努力去推進人才的培養，不是說我就比人家高明多少，所有的這些都是努力的結果。一個人的成功不在于他的智商高低，而是靠不斷的堅持和努力。研電賽和創芯大賽能走到今天，是一群人，包括企業代表、高校老師、電子學會、教育學會等等，大家聯合起來一起做的。”如圖4.29、4.30所示。

圖4.29 2023年研電賽座談會

圖4.30 周祖成老師分享大賽30年如一日的感受

“對我自己而言，兩個大賽發展到當前這個規模是一件非常高興的事。與我在清華的那些科研成果比較起來，我更高興的是做了這件有利于國家人才培養的事。”周老師欣慰地說道。在他眼中，研電賽和創芯大賽如同是一步步成長的孩子，看到它們充實、茁壯地成長，周老師樂在心中。

當前，國外和國內都處在科學和技術的高度融合階段，面臨的卡脖子問題是科學的發現。比如，半導體產業當下開始探討材料問題，材料是物理科學層面的問題。美國卡中國脖子卡什么？實際上卡的是科學創新。在科學技術融合的階段，最核心的是科學家、高端人才。

科技競爭就是人才競爭。談及中國芯的未來，“二十大以及今年兩會之后，國家發揮新型[敏感詞]制，集中力量來辦大事。”周老師說道，“我們堅信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，再加上市場的推動，卡脖子的事情能夠得到解決。在有生之年，也希望我國的集成電路由進口轉為出口，我們集成電路在出口上就變成一個逆行者！”

周老師打了一個比方：“國外集成電路產業如同一個老人，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是一個小伙子，大家都朝一個方向走。到后面，老人會越走越慢，小伙子越走越快，差距就會越來越小。我們要有信心，堅定走下去，總有一天會超過去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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